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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评《攀登者》:聚焦新中国的“高光时刻”

2019-09-07 14:53:1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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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登者》是把敬仰、向往、热烈的目光投向了新中国,投向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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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段时间,有两部“献礼片”,在正式公映前就引起争议,一部是《800》,另一部就是《攀登者》。

  关于《800》,我已经说了很多了,这里不展开。概而言之,《800》是在一个最需要强化对新中国政治认同的年份,却用表现“英雄史诗”的手法来强化对旧中国的认同,其挑衅意味是不言而喻的,遭到民间热爱新中国的社会公众的激烈反弹也是必然的。

  但《攀登者》情况完全不同,它讲述的是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壮举的故事。

  如果说,《800》是用迷恋、哀婉、不平的眼光来抚摸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旧中国的话,那么《攀登者》则是把敬仰、向往、热烈的目光投向了新中国,投向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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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中国历史上,196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一方面,由于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

  另一方面,沉溺于“苏美共治”的赫鲁晓夫在试图控制中国受挫后,采取了对中国“卡脖子”的做法——从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共计1390名,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零部件的供应,使中国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造成重大损失,大大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以这次征服珠峰的行动为例,原来的方案也是中苏组织联合登山队联合行动,并且由苏联方面提供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等,但苏方却在最后关头变卦了,不仅拒绝和中方联合登山,也拒绝按照协议提供物资。

  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表示:“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对当时形势的严峻程度,毛主席后来曾在自己的诗词中用“高天滚滚寒流急”以及“乱云飞渡”来形容。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5月25日,中国登山队3名运动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在北京时间4时20分,携带毛主席半身塑像和国旗,从北坡集体安全地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消息传开后,对全国人民的鼓舞作用是不难想见的,北京、拉萨及全国的许多城市,都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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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首次成功征服珠峰的登山运动员(右起)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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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5月25日,因此就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光时刻”!而《攀登者》聚焦、再现的正是这样一个“高光时刻”。

  如果考虑到《攀登者》上映的时间,不仅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样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也是二次大战以后开启的全球化进程渐趋自我瓦解,各国都在自寻出路、中美毛衣战方兴未艾、香港出现持续骚乱、中国和世界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那么其意义就更加重大了——这意味着我们要跟随摄影机的镜头,重返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从创造奇迹的英雄前辈那里汲取勇气和力量,以支持、激励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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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攀登者》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多“有罪推定”式的非议和唱衰的声音呢?

  如果做一个调查的话,我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800》的拥趸,一定是《攀登者》的唱衰者;反过来,看好《攀登者》的人,也一定会讨厌《800》。

  这里,关键还是一个政治认同的问题。

  那些喜欢《800》的“民国范儿”,其实未必就真的愿意回到民国。他们之所以美化民国,就是因为民国内在地是西方秩序的一部分——尽管是以半殖民地的身份进入西方体系的;

  而新中国,尤其是前三十年,则无疑是西方秩序的挑战者和革命者,它因为摆脱了半殖民地状态,获得完全独立,“损害”了西方利益而遭到西方的围堵;

  对“民国范儿”,或掌握了相当一部分话语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梦想是让新中国通过“转轨”,逐渐重返西方体系。

  而《攀登者》对新中国“高光时刻”的重现,恰恰暗示了中国人可以走自己的路,可以不必做西方的殖民地也能够创造人间奇迹,这才是它被唱衰的基础性原因。

  不过,那些在评分平台上非常情绪化地唱衰《攀登者》的网友,未必会在唱衰之前有如此清晰的自觉意识,他们的问题在于,由于长期受掌握话语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立场和情感发生了偏转,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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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和《攀登者》同时出现在“献礼片”的名单里(尽管前者在最后关头遭遇了“技术原因”),并且同时引起“争议”,这意味着,由于忽视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及以及一些其他原因,本来新中国已经非常成功地解决了政治认同问题,再次出现了“裂隙”。这是必须要引起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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