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棒:国家投放储备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米棉之战”

2019-09-28 10:10:03  来源:  作者:  千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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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一个国家的“米袋子”、“菜篮子”是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听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馊主意,把“米袋子”和“菜篮子”完全交由市场调节,尤其是所谓的国际市场调节,正常情况下也许问题不大,在特殊情况下,控制粮食就能够兵不血刃地征服一个国家。

  最近,由于非洲猪瘟等种种原因,市场上暂时出现猪肉短缺,在某些地方还暂时出现了猪肉凭证供应,于是国内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打着“为民生着想”的旗号,趁此机会攻击中国政府在反击美国发动的贸易战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主张为了猪肉不断供,应该向美国屈服。

  然而,中央政府出手了,距离9月19日我国正式投放首批1万吨储备冻猪肉还不到一周,第二批冻猪肉投放又开始启动。

  9月24日,专门从事国家储备肉类管理的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发布《关于2019年9月第二次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竞价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千钧棒:国家投放储备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米棉之战”

  1万吨进口冻猪肉来自丹麦德美等国

  9月19日,商务部官网发布消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开展中央储备肉投放工作。依据《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以下简称《预案》),共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猪肉10000吨,增加猪肉市场供给,保障国庆节期间肉类供应。此外在9月初,还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牛肉2400吨,羊肉1900吨。

  刚过去不到一周,第二次投放又开始启动。

  从新华社消息可以看到,进口冻猪肉的来源地包括美国,但是美国不是唯一或者说主要来源地。这么一来,既解决了广大民众的“菜篮子”问题,又没有像一小撮人希望的那样,因为猪肉的暂时短缺向美国屈服。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调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上海等部分城市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米棉之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最要紧的是要安定民心,而安定民心就必须尽快稳定飞涨的物价。

  1949年10月,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仍有一些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当时的中国,由于连年战争,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财政收入很少,再加上财税分散,中央统不上来地方的收入。可是前方打仗要用钱,后方恢复生产、安置旧军政人员和失业人员也要用钱。入少出多,致使中央财政收支处于不平衡状态。

  中共中央经过仔细分析,得出物价上涨是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财政赤字扩大、纸币发行大量增加造成的后果。仅从7月到10月,货币发行量就由2800亿元增加到11000亿元,而且仍在不断增加。部分地区还存在特殊情况,如上海棉花贵、棉纱销售快,华北灾区及棉产区粮食贵等等。而造成这次物价飞涨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新建立的人民政府所接收的城市里,由于国民党政府多年统治下物价不断飞涨,市场差不多已变成投机商人的大赌场,他们囤积居奇,兴风作浪。

  1949年11月1日到5日,中财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简称)紧急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常务会议。因陈云在财经方面的特殊才能,毛泽东委任陈云主持会议,陈云同与会者一起分析了物价猛涨的原因,讨论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的办法。

  通过分析,陈云发现当时国家掌握的可以作为商品调用的粮食不下5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超过全国产量的一半。拥有这样的实力已可以削弱通胀。但如果抛售的时机不成熟或方式不当,特别是物价仍在猛涨时抛售,仍会成为杯水车薪,致使整个消除通胀的计划功亏一篑。

  陈云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一定要慎重,要选准时机。陈云具体分析了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得出物价综合指数要比7月底上升2倍至2.2倍,才能使两者大体平衡的结论,从而确立了出手的最佳时机。11月中旬,物价已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陈云认为时机到了,可以通过收缩银根、调运粮棉、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了。

  打蛇打七寸,处事分轻重。陈云认为,要抑制飞涨的物价,首先要从稳定粮价开始,解决了吃饭的大事,其他事情就好解决了。当时,用于平抑粮价的粮食,主要从已完成土地改革的东北老解放区调来。陈云派曹菊如到东北调运粮食,陈云再三交代:

  【“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

  解决了吃饭问题,还要解决穿衣问题。为了保证汉口及湖南、广东的纱布供应,陈云派钱之光先到纱布主产地上海,再到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保证上海生产纱布所需的原料。另外,决定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铁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快运到西安。

  1949年11月13日,陈云向各地下达了十二条指令:第一条是稳住物价的目标,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第二至第五条是调运粮棉的指令,重申在东北、上海、汉口、陇海铁路和德石铁路沿线调集粮棉;第六至第十二条为紧缩银根的指令。

  陈云起草的这份电报稿经周恩来交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毕立刻批示同意执行此计划。当天,电报就下发到各地。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

  指挥若定,一举平息涨价风潮。

  1949年11月20日,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国营机构,按照中央的计划逐步提高贸易公司商品牌价,到24日使其与黑市价格持平。投机分子果然中计,还在不顾死活地继续吃进,头寸不足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

  1949年11月25日,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大量抛售纱布,这次投机分子面对的是人民政府统一的、有计划的行动。由于有了坚强的资金、物资后盾,上海等地的国营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分子开始的时候还强撑着吃进,但随着国营公司越抛越多,越抛越快,他们终于吃得撑破了肚皮。眼见国营公司的纱布源源不断地售出,而且价格不断降低,投机分子才知大事不妙,这才赶紧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此役让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而这时,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资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对其加紧征税,不得迟交。同时,全国各地严格取缔地下钱庄,以截断投机分子的资金来源。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沉重打击了投机资本。12月14日,中财委向中央报告,根据掌握的物资力量,并照顾到继续发行货币的情况,

  【“目前全国各地物价在中财委统一直接指挥,一致行动下,已基本上稳定到2.2倍的标准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场“米棉之战”,打出了共产党执政的威望,让当时的工商界人士甚为佩服。当时上海工商业界的代表人物荣毅仁表示: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始料不及的。经米棉之战,投机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虽然1950年春节前后,投机分子利用上海市场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和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造成的恐慌心理,在粮食和纱布上掀起第四次物价风波。但陈云周密组织了纱布生产和粮食的全国大调运,迅速稳定了物价,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这次物价涨风。这次斗争,也被称作“红盘之战”。

  这时,除台湾和西藏外,中国大陆已全部解放,大批的解放军战士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退伍回乡参加经济建设。同时,我国工农业生产也迅速恢复。1950年3月,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了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在财经统一管理的基础上,财经部门合理安排收支,缩小了财政赤字。

  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热战,搞不好,会让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胎死腹中。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打赢了那场战争,根本原因在于,运用国家的力量,没有让唯利是图的投机资本通过控制关乎民生的“米袋子”等控制新中国的经济命脉从而配合蒋介石政权的扼杀新中国的图谋得逞。

  打赢那场战争的手段现在仍然在用,那就是宏观调控,那就是利用政权的力量维护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不放任市场的自然调节,更加不让投机资本或者资本联盟利用物质尤其是“米袋子”、“菜篮子”等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的暂时短缺囤积居奇,兴风作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完全交给市场,政府不要管,甚至主张在国内全面私有化,在国际上接受处于产业链上游的霸权主义者强加于我们的国际分工,如果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那么内外敌对势力很容易利用一些民生必需品的供需矛盾兴风作浪。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经济还比较薄弱,资本还控制着国家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命脉,无论是出于唯利是图的经济原因还是出于配合蒋介石集团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政治原因,投机资本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不可低估,这也就是后来实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原因。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有效控制经济的总体走向,那么在特殊情况下,必定会社会大乱,这些年来那些被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成功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首先在经济上出现了问题,然后才被敌对势力利用演变成为政治问题。尤其是那些在经济上对外依赖度比较高的国家。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想逆转这个潮流也力不从心。但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国际分工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方面产生积极作用,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对国际分工产生了过度的依赖性,就很容易被“卡脖子”,比如最近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而更加可怕的是粮食的对外依赖,一旦敌对势力拿粮食作为武器,就会收到到不战而胜的效果。这是从国际环境方面而言的。

  在国内环境方面,从香港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放任市场这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然调节,大资本或者资本联盟可以通过控制经济进而控制政治,于是经济问题就演变成为民生问题,进而演变成为政治问题。比如香港的“笼屋”问题,这跟美国的“贫民窟”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在所谓的市场自然调节下,强者通吃,在资本和资本联盟的强大力量面前,对市场失去控制力的政府常常无能为力。香港的“笼屋”的确是令人触目惊心,首任特首董建华曾经想通过“八万五计划”建设公屋解决部分香港市民的住房难问题,但是由于动了资本的“奶酪”,阻力重重,无法实施,后来的特首也曾经打算继续解决香港市民的住房难问题,仍然是因为资本的阻挠而无疾而终。

  如果资本与外国势力勾结或者被外国势力控制,那么这种破坏力更加大,民众对民生问题的不满最后会被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演变成为政治问题,演变成为香港的动乱和暴乱,最后被纳入了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总体战略之中。

  由于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坚实基础,中国建成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即建成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

  虽然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占据高端制造业的制高点,但是中国与他们的距离在迅速缩短,这也是美国要通过贸易战扼杀中国的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相信美国也应该逐步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点却是我们的软肋,那就是农业。

  作为加入WTO的代价之一,就是对西方国家的农业开放市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农业的高质大量的农产品对我国农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而且国内农业的粗放型经济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国际间的竞争,加上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更加让我们的农业雪上加霜,大量进口外国农产品除了产生了对外的比较大的依赖度以外,还有转基因食品的隐患。

  所以国家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联系到最近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迅速推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通过表示臣服来换取西方国家的善意上面。即使是中国与美国等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国家利益之争也会导致美国的打压,在这方面,日本就是前车之鉴。

  最近的猪肉暂时短缺,国家迅速出手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肉,既然保证了市场供应,也防止了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发横财。而新中国成立初期,运用国家的力量,没有让唯利是图的投机资本通过控制关乎民生的“米袋子”等控制新中国的经济命脉大捞一把或者配合蒋介石政权的扼杀新中国的图谋得逞。

  这说明,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不能受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误导,国家一定要控制重要战略物资,这样才能在面临内外敌对势力的进攻或者是联合进攻的时候站稳脚跟。并且要加快步伐,迅速推进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让“米袋子”和“菜篮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这样才能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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