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业主义的迷思

2019-09-28 15:53:59  来源:  作者:赵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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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话 学 者

  原文导读:本文系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的访谈。赵月枝教授结合自身的新闻传播研究经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立场,指出了新闻专业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以此破除“市场化将带来新闻民主化”的迷思。在此基础上,赵月枝指出,任何学术话语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当下,中国还是处于引进国外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可我们的实践早走在前面。面对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有必要建立具备全球视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学术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

  王芊霓:你很早就出国留学,是如何走上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的?

  赵 月 枝:1986 年, 我公派到加拿大留学,无意中去了一个西方马克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院校——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到那里的第一学期,我旁听了西方批判传播学重要奠基者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的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本科生课。他曾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为美国广播电视管制中“公共利益”原则的建立作出过贡献。然而,我去的第二年(1987 年),里根主政下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就把“公正准则”给废除了,说它不符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一准则要求美国广播电视提供一定的公共事务报道,并在报道中对不同立场保持公正。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震撼,因为“公正准则”实际上是美国新闻报道的专业主义和客观性原则的很重要表达。在广播电视政策领域,这也是“公共利益”原则的具体表现之一,其核心是公众得到充分和公正信息的权利,要高于广播电视拥有者的产权,以及资本以作为公共资源的无线电波牟利的绝对自由。“公正准则”被废除,是美国广播电视管制中“公众利益”让位于资本利益的症候。

  部分受这一事件的影响,我的硕士论文主题是北美新闻客观性理论与实践。在我读博的前期,我和导师合作,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写成了《维系民主?新闻与客观性的政治》一书。在书中,我们提出,媒体的资本逻辑和民主逻辑之间是有矛盾的,前者是一元一票,后者是一人一票。在北美,以客观性为核心的媒体专业主义的危机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组成了一体两面的“双重危机”,而一个危机中的新闻客观性体制已无法承担起维系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大厦的重任了。正因如此,自由主义传媒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新闻自由、第四权力、新闻市场中的“消费者至上”等,其实都是“消耗殆尽了的意识形态”。

  王芊霓:你在中外媒体和意识形态领域深耕多年,前面你也涉及了新闻专业主义问题。你是如何在中外媒体的不同语境下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赵月枝:1997 年,我得到了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传播学助理教授职位,那个学校也是批判传播学重镇。在那里的三年间,我开始从博士阶段研究的中国媒体改革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向聚焦中国电信和更广阔的信息产业的改革。正是在研究“三网融合”问题过程中,中国无处不在的革命遗产和社会主义经验刺激我重新研究中国的媒体和意识形态领域。

  于是,我花了10 年时间,在 2008 年出版了有关中国传播政治经济的第二本英文书,其中文版不久前以《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名在台北出版。我在这部书中突出了重新言说社会主义的主题:第一,挥之不去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遗产;第二,有关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的媒体和网络讨论、社会抗争与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应该说,10多年后,这两个问题不仅依然相关, 而且因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而变得更加尖锐了。

  也正是在对中西方媒体的比较历史研究中,我发展了对“新闻专业主义” 意识形态的批判。我不是抽象地反对新闻记者的专业精神,就像我没有抽象反对新闻客观性原则一样。专业精神有如工匠精神和敬业精神,各行各业都应如此;但一旦上升到“新闻专业主义”,就有了“至上”的意涵,成了一套意识形态,规范着新闻媒体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关系。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专业主义成为美国的主导性新闻理念, 这一过程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针对美国报业的垄断与集中的倾向、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讨论,以及新闻业越来越受制于商业集团和资本利益的事实,专业主义一方面成了报业阻止政府管制的护身符,另一方面又成为自由主义媒体精英社会改良和中产阶级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石。毕竟,哪家私人媒体公司会自愿接受国家管制,谁又愿意把自己定位为商业媒体中为资本服务的雇佣劳动者呢?更重要的是,美国专业主义新闻业的存在还基于一套有关社会基本价值的意识形态“共识”。

  事实上,只有在意识形态“共识”被假定存在、论争有限的条件下,新闻记者从“客观”和超越政治派别的公共利益立场的报道才有可信度。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期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的兴起,美国社会在二战以后出现的福利资本主义“共识”被挑战,新闻专业主义的“黄金期”也就过去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媒体产业结构和政治文化条件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当下的美国,伴随“事实”和“真相”的极度商业化,以及社会撕裂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希拉里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精英因自己的傲慢和缺乏反思性而失去制造“共识”的能力和信任。在这一的语境下,即使你提供更多的真相,那些被希拉里骂成“失败者”的选民们也不会选择相信的。这里涉及中国传统传播理念中的“心”与“思”的关系。针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自由主义新闻业的“双重危机”问题,解决的办法不是更多的真相和媒体专业主义,而是更多的实质性民主,让民众免于对自己生活没有控制和预期的恐惧。

  回到中国新闻业的语境下,如果把新闻专业主义理解为美国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中的那一整套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媒体权力关系和新闻规范,那它没有发展的制度空间是事实。实际上,这一套在民国时代就被争取过和尝试过了,但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新闻理想,早被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否定和扬弃了。在中共新闻史中,党性、专业性、群众性的关系问题,在延安时代就已经有一套基本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了。当然,这个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新闻专业主义之所以作为一种受压制的理想, 不断被提出来,其强调的显然不是工匠精神意义上的敬业,其针对的也不是媒体的市场化和商业主义所带来的问题。相反,它以媒体改革为契机,争取的是媒体和知识精英相对于政治权力的自主性,以及新意识形态霸权。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在为专业主义理想的表达提供了经济基础的同时,又因带来了新闻领域的腐败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偏颇而失去广泛的社会认同。

  正如我在《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商业化媒体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具体实践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高度契合。当下,媒体专业主义倡导者的困境也很明显。一方面,传统媒体市场的萎缩、极端商业主义、新闻工作的“民工化”、自媒体甚至“机器人写作”已经侵蚀了媒体精英的专业主义经济和职业根基;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斗争、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干群之间的矛盾又使执政党不断强化媒体的党性原则和各种宣传纪律,并不断要求媒体人通过“走转改”等行动贯彻群众路线,以“人民的名义”从事新闻工作。

  如何面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遭受到的批评?

  王芊霓:你会如何回应对以你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如下批评:“只批资本,不批权力”,以及你如何看待“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样的 说法?

  赵月枝:第一,这里的“权力”一词特指国家权力,而有时“市场”一词又用来隐喻“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实际上,这可以说是一些学者按自己所假定的“国家对市场”或“国家对资本”二元论设置的一个稻草人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里,国家和资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构建的两种权力,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政策语境抽象地谈这个问题。

  前文提及美国广播电视管制中曾经有过的“公正准则”,这是福利社会时代美国国家权力节制资本权力的一种表现。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国家权力越来越从属于资本的权力,所以,“公正准则”被抛弃,公共利益原则也边缘化了。在中国的语境下,面对跨国资本对中国网络的影响、私人资本在娱乐圈的呼风唤雨,我们为什么不能批判资本,要求国家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节制私人资本的社会传播权力呢?此外,对市场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偏向,批判传播学者也一直持批判的态度。换言之,由于批判学者大多是希望中国能在改革中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节制资本,所以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他们被认为“不批权力,只批资本”并不奇怪。

  第二, 我在 2017 年的一个演讲中阐述了对中共新闻理论中“正面宣传” 原则的理解,这被看成是为制度辩护。我认为,这与“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里,新闻媒体从来就不是媒体公司及其雇佣的专业记者的事,它本来就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还被称为是人民的事业。作为一个新闻理论原则,正面宣传不是不批评官员和具体政策,而是突出社会主义媒体的价值引领作用。

  而“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另一叙述,其所假定的是一个稳定的民族国家政治秩序内的媒体批评和正面宣传的关系。但是,放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语境下,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面对你死我活的国际政治斗争,面对阶级对立条件下的话语斗争,“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同样没有什么意义。西方媒体会对中国这样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宣称的国家保持又批评又赞美的平衡吗?面对那些旨在颠覆一个国家政权的声音,能期望其有赞美的动机吗?面对真实世界里的意识形态斗争,这种去政治化的说辞看似不言自明的公理,实际上经不住推敲。在一个强势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需要强化用社会 主义价值来引领舆论。这与“为专制辩护”和“为腐败官僚辩护”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学理层面把两者分开,并在具体的报道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正面引领和批判的关系上,还有一个历史的维度。资本主义是一个发展了 500 多年的制度了,它是一个守成的制度,它的核心价值是其意识形态机器几百年引领的结果,而且已经成了在国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中国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的历史,不仅内部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和挫折,而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之下。

  在过去,我们往往片面强调美国媒体对政府的批评角色。实际上,对政府的批评只是美国媒体的一部分功能。竞选期间的政治广告是对制度合理性和体制优越性的最好宣传。对美国这样一个帝国式民主国家(imperial democracy)而言,外交更是内政的继续,对外宣传也是宣传。当我们把美国整个国家的对外传播与美国媒体的对内功能割裂开来,并拿美国私人媒体的部分功能来衡量中国的媒体功能时,我们已经陷入了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迷思,忘记了美国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

  总之,媒体批评很重要,舆论监督不可缺,这毫无疑问。但是,不能抛开一个国家的性质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态势,抽 象地谈媒体的批判和正面宣传问题。当美国统治阶层已经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 当美国媒体对中国充满偏见甚至敌意,当国内外势力利用各种新闻事件制造直指体制的负面舆论,甚至要用谣言颠覆政权的时候,“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 无意义”这样的言说,就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常识。

  王芊霓:你学的是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下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你是如何用它 来构建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呢?

  赵月枝:我是在 1994 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开始对中国新闻传播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当时,中国媒体正处于 1992 年后的商业化大潮之中。周末版、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东方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各种都市报纷纷登场,商业化大潮一浪接一浪。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假定是,中国媒体的商业化能带来其所想象的媒体民主化,而西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倾向于简单地认为,中国走上了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的不归路。

  但是,我十分警惕这两种想象。原因有两点:第一,我在硕士阶段的研究和《维系民主?》一书中已经完成了破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新闻专业主义迷思的工作。这为我反观中国媒体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1998 年,我的博士论文以《媒体、市场与民主:党的路线和商业路线之间》为书名在美国出版。在这本书中,我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新闻改革的一些理论有自由主义和技术精英主义的倾向,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的商业化带来媒体业的发展和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社会表达的空间,但是,商业化和市场化并没有给工人与农民带来更多的表达机会,甚至还带来了腐败,例如“红包新闻”。正如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反思的那样,在当时的后冷战语境下,“民主对专制”的话语已取代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国际意识形态框架。有关中国 媒体商业化和民主化关系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后冷战“民主对专制”框架 中展开的。

  第二,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国,当时所持的有关中国改革的“初心” 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全面转型。到了国外,这一“初心” 一方面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的强化,另一方面又使我对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持的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认识保持一定的警觉。因此,我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学术主体性。我希望中国更民主,但我学术中的 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而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在《媒体、市场与民主》中,我认同人民民主是一种更有大众视野的实质民主观。作为 《维系民主?》一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立场的延续,在《媒体、市场与民主》的结论部分,我强调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言说。

  总之,我呼唤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而不是市场化一路走到底,因为 我在《维系民主?》中已经清楚表明,媒体商业化有反民主的倾向,而资本主义更不是出路和历史的终结点。这不是我不知“中西语境”的区别、盲目拾西方批判学者牙慧的结果,而是我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从中国革命的内部逻辑出发,不但认同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可能性的共产主义, 而且直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我反对那种“西方已经吃饱了才要减肥,我们还饿着”的线性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认为只有西方批判知识分子才配批判资本和谈社会主义,而谈中国社会主义不是不知“文化 语境”,就是政治投机。

  面对当下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有人提出了医疗、教育、养老、住房这些社会领域的去商业化,认为这符合社会主义的目标。作为新闻传播学者,我认为这一领域的去商业化是前面这些社会领域去商业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因为,新闻传播事关社会的精神生活、价值和方向,生活的意义,以及“什么才是好的生活”的定义。

  如前所述,我的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在今天中国传播业包括媒体本身已经市场化和资本化,也即成为经济基础的重要部 分的时候,重新言说和探索社会主义是否还可能?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政治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具备相对独立性。早在 2000 年,我就与美国的一位资深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同事有过争论,认为中国与数字资本主义整合的过程不但还没有完成,而且充满了斗争。原因有二:

  第一,官方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话语。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者,我相信这个话语本身是有力量或社会效用的。第二,一些老百姓还在用社会主义话语来抗争。当然,有些人对此也是视而不见,或者贬低人家没读过书。在一个国内的课堂上,我还碰到过一位博士生,当我说到一位底层报摊老大妈,用 “这不是社会主义”来挑战侵害她利益的行为时,就说这个老大妈之所以这样 说,是因为她没有读过书。我猜想,这位博士生的言下之意是这位老大妈没有读过自由主义经典吧。让我欣慰的是,当我离开校园坐上出租车,与司机谈起课上内容时,我得到了共鸣。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我不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是官方的口号,而且它也是下层民众用以影响国家和规训市场,使二者服务于人民的日常实践。当然,理想的情况是,有关社会主义的言论能在一个比较开放的条件下,在一个相对平等的语境中,通过竞争,赢得胜利,成为一种共识。但事实上,这个游戏是不平衡的,反社会主义的声音内外结合,形成了强大的跨国话语联盟和实际上的话语霸权。

  学术研究与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王芊霓:你如何定位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关系?

  赵月枝:我做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建立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学术话语体系。我自认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这点我从来没有隐瞒过。在这点上, 我对去年 8 月去世的埃及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公开亮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勇气充满敬意。我不在乎别人说我的学术因为明显政治立 场而“不客观”和“不专业”,这与我前面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分析是一致的。

  作为一位海外华人社会主义学者,我一直关切中国学术主体性的问题。建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国内语境是繁荣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促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国际层面,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持续的农耕文明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和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可能引发社会科学范式转变的“非常规”案例。从传播学的角度,这涉及整合不同的学术资源,包括中国传统知识中的传播智慧和民间文化、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和美国主流传播学影响的国内主流传播研究、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影响的批判传播学术等。

  我的学术对话对象不仅包括自由主义和各种技术决定主义的传播理论,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后学”框架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我希望通过反思这些学术资源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以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等问题,建立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模式。我所创立的中加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和我近年在故乡浙江缙云的学术实践是这一模式的尝试。

  任何学术话语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当下,中国还是处于引进国外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可我们的实践早走在前面了。在新闻传播领域, 前面我们谈到过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新闻专业主义概念,当然还有西方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然而,这些都解释不了中国丰富的现实,更遑论指导中国当下的国际国内传播实践了。更令人窘迫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在国际话语场上陷入被动。

  以软实力问题为例。2018 年 6 月,我在美国开完一个国际会议之后,与一群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谈笑,说要写一篇文章,叫做“你也配姓赵?!”大家知道,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这是美国精英内部的一个策略性说法,意在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中国把这个概念当作一个中性概念,平移过来,也说建设软实力。几年前,我就在《文化纵横》上发过文章,认为国内对这个概念有误读和误用。重要的是,美国精英不干了!去年年初,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学者发布的报告,实际上是以赵老太爷的口气,打了阿 Q 一个耳光,说,“你也配用‘软实力’这个词?!你们那是下三滥的‘锐实力’!”很快,英美主流媒体就开始宣传这个报告,奈自己也写文章炒作这个概念。因为我刚好姓赵,我说了这个后,大家笑成一团,觉的这个文章由我来写,特别有幽默效果。可是仔细想 想美国政界、学界和媒体界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意识形态共识,我还真幽默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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